昨日，里约奥运会出现极具争议的一幕：预赛中交接棒失误的美国女子4×100米接力队，申诉后获准单独重赛，并跑出41秒76的成绩，从而挤掉了中国队，晋级最后的决赛。
这是奥运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美国队利用了规则。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队在田径赛的话语权和强大影响力也影响了最终的申诉结果。那么，中国如何才能加强自己在各单项协会里的话语权，为自己赢得更加公平的环境呢？记者采访了武汉大学国际关系专家、长江学者、体育法专业博导汪习根教授，他从自己的角度解读了这个问题。
感到“受屈”就应该维权
“我们身处一个权利的时代，一个权利备受关注和尊重的时代”，汪习根说，在对抗性较强的体育竞技圈，权利尤其受到法律保护。
汪习根去年曾造访设在瑞士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院，“为体现公正性和独立性，这个仲裁院并不附属于奥运会，早就独立出来，但在奥运会期间，会设特别仲裁厅，迅速做出决定，我不确定中国田径选手有没有提起过申诉？”
他建议，感到“受屈”的选手就应该通过申诉维权。不过，在这次争议判罚中，中国队也提出了申诉，但中国队的两次申诉都被驳回了。
对此，汪教授说，在一些中国弱势甚至参与度不够的一些体育项目上，对于中国掌握裁判规则，西方人是存疑的，这并非完全是偏见，因为毕竟任何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组织或机构，选出的发声者，一定是公认的权威人物。
国际体育组织总部九成在欧美
“总的来说，在国际体育机构担任重要职务的中国人，还是不如西方大国多”，汪习根说，因为奥运会的兴起不是来自东方，西方国家占有先机，同时这也和国家国力和综合实力有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体育舞台的管理层和决策层多被西方国家所占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与话语权偏少，更别提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据统计，国际体育组织总部90％在欧洲和北美，其负责人60％以上来自欧美，可以说当前国际体育的总秩序和总规则的制定者主要是西方国家。他们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具备优势的体育项目，如羽毛球、乒乓球等，在规则掌握尺度方面带有明显的遏制挤压倾向。
在28个奥运会项目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我国仅有30多人在10多个单项体育组织中任职。而且在任人员年龄老化，55岁以上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国际奥委会、国际田联、国际排联、国际泳联和亚奥理事会等重要组织中的执委，均已经或行将退居二线。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体育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过去中国有徐寅生担任国际乒联主席，吕圣荣担任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魏继中担任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马文广担任国际举重联合会秘书长等。在这些体育组织中，中国就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但是最近这些年，中国对委派自己的官员去国际体育单项协会担任重要职务上并不热心，因为这些人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参加国际组织的活动往往和一些规定有相抵触的地方，很多制度上的问题无法突破。这样一来，中国体育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少。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体育组织还没有实现社会化，这就使上述问题遇到了瓶颈。
中国越来越重视话语权建设
汪习根说，中国应该更加重视在国际各种体育组织机构担任职务，提高话语权。而在体育仲裁这个层面，咱中国并非“没人”，武大体育法专业开创者、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黄进，就曾在2004雅典奥运会期间被聘请去雅典做仲裁员。再如，足球领域，中国人也曾担任过亚洲足联的重要职位，并有机会竞选国际足联主席，还有其他亚洲区域性体育组织，都有中国人在做协会的理事和委员，这都表明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参与到国际组织体系里，有高级别的话语权。
可以说，提高国际体育组织参与度，增强话语权是中国体育战略转型方向之一，而大力培养专业人才并输送到国际体育组织是体育战略转型的必由之路。眼下中国体育面临的要紧问题不只是要夺取更多的金牌，还要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专业能力和民族情怀的国际体育人才。
只有多培养国际教练、裁判，让更多的中国人进入到国际比赛的管理与规则制定层面，才能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大影响力，同时还可体现我国的大国责任。汪习根也强调，增强话语权并非是要强权，而是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一旦被赋予国际话语权，当然会拥有更加畅通的沟通渠道，但绝不能以权谋私，要公正独立做裁断”。
美国队“一个队的重赛”引发田径界人士的愤怒：“这是田径历史上一个天大的、可以让人笑谈很多年的笑话。”
本文来源：长江网-长江日报
作者：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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